这个电影的商业喜剧形式与情感内核有强烈的分裂不兼容感。贾玲对她母亲一生的愧疚，不甘，意难平太过于浓郁真实，《明明说过要用避孕套了》导致完全无法走向商业喜剧所追求的那种合家欢正能量结局。而正是在这种持续到影片最后一秒的，强烈的，痛苦的，《明明说过要用避孕套了》无法消解的所谓“负能量”，《明明说过要用避孕套了》几乎让所有对女性广泛的生存现状怀有不满的女性观众产生了无法遏制的共情，《明明说过要用避孕套了》因此也有了超越甚至批判其俗套外壳的女权主义潜力。这种潜力主要体现在两点：1. 因为无法以正能量收尾，这部电影在各种烂梗铺垫之后仍无法将母亲的牺牲简化地歌颂为理所当然的伟大。“她的人生本可以更好”，《明明说过要用避孕套了》这样的意难平永远是为女性生存权益抗争的起点。2. 电影难得的构建了一个从“女性内卷”到“女性联盟”的清晰反转。能让母亲的人生变得更好的永远不是“赢过其他女性”，反而是女性之间的情感联结。